邓立群:与毛主席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我记得12月19日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当我晚上9点结束学习的时候，我宣布我周日休息一天。我和胡生、田家英利用木日游览了苏州。当晚出发，午夜抵达。

星期天，为了不延长学习，我在苏州锻炼了一天。周日坐夜车，周一早上回杭州。

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学习没有中断。

只有主席请我们学习组的一些同志和他一起吃饭。客人只邀请了当时在浙江的姜华和他的妻子吴忠连。

姜华是井冈山时期毛主席的老战友。饭后，主席送给每人一本线装书《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个字作为纪念。

随后，在中央党校，他向在座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组全体同志作了详细的传达。

因为毛主席在学习期间说，苏联科学院“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的缺点和原则错误，这本书的架子不是很灵动”，他对写一部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定的期待，所以他也开始在国内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广州学习期间，周总理对主席说，他认为读主席关于教科书的讲话很好。他要组织国务院各部委的辛勤同志一起学习，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记录。主席同意了。

总理把发给他的谈话记录交给胡生，请胡生编一部选集，分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在学习过程中，毛主席还不时对一些人物和作品发表评论。

他说：“如果屈原继续当官，他的文章就没了。正是因为驱逐了‘官方登记’和‘分散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有《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他又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个儒生，在吴国学了很多学问，但是曹操打了他的眼前，他就动摇了，就求和了。

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个老粗，所以这些人打了胜仗。鲁肃是文人，也是当时的主战。可见光不能从学习、不学习、有文化来判断问题。

”董事长也谈到了《红楼梦》，说：“《红楼梦》里有这么一句话：‘当年窝棚全是床。没落的草，枯萎的杨树，曾经是歌舞场。蜘蛛丝上覆盖着雕刻的横梁和绿色的纱布，现在它在遮阳篷的窗户上。

“这段话阐明了封建社会社会关系的兴衰，家庭的解体和瓦解。”“《红楼梦》表明，父母体系正在不断瓦解。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留在过去，凤姐却想了各种办法来救自己的私房。

容的父母以为尊，贾殊、贾政各有所图。”

胡绳主编的《文选》出版后，国务院各中央部门和部委组织指导同志学习学习毛主席谈话记录。一九六年三四月，组织宣传、文化、教育部门的同志学习，要我转告。除了传达整理过的内容，我还添加了一些没有整理到任何人的书中的内容。

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做了详细的笔记。

在毛主席的动员下，阅读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党内的一种普遍做法。

例如，毛主席在同苏联和中国的简历中谈到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学科，是所有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协调学科。

斯大林把这个学科详细描述为一个拥有优秀教师和长期教师的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他在计划中过分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效应，忽视了农业。我们把这个学科详细描述为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卷的言论和评论涉及两大问题：一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二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

他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并透露了一系列见解。虽然受当时国内简历和个人知识的限制，有些观点可能不太合适。但毫无疑问，《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卷毛主席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宝贵的精神遗产。谈话和批注的内容非常丰富。

这里我举几个例子，看看毛主席思想的深度和观点的提炼。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卷从第20章到第36章共17章。在杭州，我看完了第三十二章和第三十三章。

我每天下午做记录，晚上第二天早上整理。梅星赞助我一起组织的。离开杭州之前，我整理了一下看过的部门的谈话记录，加了个标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读完胡生和田家英的作品后，我对文本做了个别修改。1月4日，我们随董事长离开杭州，1月7日至17日前往上海

我即把整理好的记载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在上海集会期间大家知道毛主席领着几小我私家在念书也听说主席揭晓了许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揭晓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转达。

我所在的谁人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转达可以转达吗？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载一段一段地详细转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转达了。

胡乔木在上海听我转达毛主席的谈话后以为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认太多肯定太少。他问我记载整理是不是另有遗漏的？是不是另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毛主席念书很认真。

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其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随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重新至尾都这样做。

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揭晓议论或长或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载在自己的条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揭晓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差池”、“不正确”、“不赞成”、“差别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

这类肯定或否认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差池。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载中去没有转达。

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多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书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事情没有放下。我感应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结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我认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门）》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置惩罚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纪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

联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揭晓了一系列逾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看法。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门。

我们应该联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举行磨练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失言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展现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看法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恒久思索、思量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履历教训、探索执政纪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续和发扬。

上海集会后毛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门第34章至第36章另有竣事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

广州的这段念书运动陶铸、胡乔木都到场了。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念书。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

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念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品评教科书的看法。他说：“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到场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等价交流’。

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商业这是一种政治性的商业。”他又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只管多搞以自力重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

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通常自己能办的必须只管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

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用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越发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只管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物’。

似乎想用经济气力来控制此外国家。”

再如毛主席叙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相识为国家只由一部门人治理人民在这些人的治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治理国家、治理军队、治理种种企业、治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基础的权利。

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事情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种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

像报纸刊物、广播、影戏这类工具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

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队伍、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时机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治理上层修建不治理上层修建是不行的。

”

又如毛主席从品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的问题很是精炼。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纪律、原则、界说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阻挡的方法。”“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认可矛盾但不外是附带地提起。

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看成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分工互助团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小我私家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

因此同样的话重复多次讲而且经常前后相互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小我私家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

”他又指出：“纪律存在于历史生长的历程中。应当从历史生长历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纪律。不从历史生长历程的分析下手纪律是说不清楚的。”他还品评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履历的书生写的。

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事情的人没有归纳综合能力不善于运用观点、逻辑这一套工具；而做理论事情的人又没有实际履历不明白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联合起来。

”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工具主要是生产关系可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过分居。不涉及上层修建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他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行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念书21天。天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竣事。

春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党组转达了毛主席在上海和广州念书的谈话内容。随后我同梅行把主席在广州念书的谈话记载整理了一遍。至此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载整理全了。

毛主席对这次念书运动亲自摆设划定天天下午一起念书并付托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小我私家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载。

12月10日念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尺度。

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载就没说什么。

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与胡绳（左二）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座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变法的首脑康有为曾在这里隐居而闻名。

丁家山是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间平房砖木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山房”也叫“康庄”。这里幽静、清爽主席喜欢念书就在这所平房里头。

乔木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转达后的印象禁绝确我转达的也不全面。

他说：你那本书上有随着主席划了杠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载内里没有整理进去。

整理的谈话内容品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品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门合起来才气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念书的看法。

主席在1958年11月郑州集会上在1959年8月庐山集会上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念书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门”。庐山集会以后毛主席以为海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念书了。1959年12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门”。

那时他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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